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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韩国朝鲜历史上所有的战争

2021-09-29 17:08:33
中韩:又《三国志》《濊传》载:“正始六年(245),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濊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则刘茂、弓遵别部于正始六年又攻打了濊貊 !
这样一来,整场战争的情况就大致清楚了:
公元244年8月,毋丘俭的大军步骑万人进入高句丽境内,先后在沸流水、梁口两度大败东川王,将号称有二万人的高句丽军诛灭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偕同妻子及千余骑逃窜往东沃沮(又称南沃沮)。10月,魏军攻陷高句丽的首都丸都城,并屠之。随后,毋丘俭自在丸都一带坐镇,而别遣玄菟太守王颀追击东川王等人,另一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攻打曾依附于高句丽的不耐等濊貊种落。王颀的军队追至竹岭,再度大破东川王余部。随后,魏军杀至沃沮境内,将协助高句丽的邑落一并攻破,斩杀三千余人。东川王再逃入北沃沮境内,魏军进一步追讨。但高句丽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击杀一小队魏军而得以隐匿。王颀军主力则进一步向东北行,一直抵达北沃沮与肃慎的边境地带。而刘茂、弓遵也成功击溃了濊貊各邑,逼迫不耐濊侯举邑降。整个征剿行动至公元245年初基本结束,最终毋丘俭等刻石纪功并于245年5月回师凯旋。
虽然魏军在正面的战场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且王颀的别遣军攻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也属中国历史上对该区域的首次征服,但在背后却遭到了韩人的袭击。马韩百济臣智或许是受到了隐藏在韩人中公孙氏余孽的挑唆,竟然抖胆于244年末趁着乐浪、带方空虚偷袭劫掠乐浪郡的边民。这一行为无疑是具有挑衅性的,一方面可能是估计高句丽未必会败于魏军之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依仗着目支辰王的力量并有意挑起魏韩之间的矛盾。如果魏韩之间也发生了战祸,并且与高句丽战事相呼应起来,辽东及朝鲜就可能陷入一片混乱,到时候公孙氏的复国运动就极有可能实现,这才是公孙氏余孽的最终目的吧。
然而,高句丽在毋丘俭的大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连连败走使得魏军似乎轻易就能获得大胜。在244年8月至245年5月的不到一年时间内,魏军不但几乎将东川王的军队全数消灭,而且还攻破了东沃沮、北沃沮、濊貊等高句丽的附属国。所以,百济臣智尽管受到公孙氏余孽及自己野心的唆使,但也被魏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兵锋所震慑。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也无法完成对韩人的煽动工作,如果继续坚持与魏廷作对只能是自取灭亡。因而,当乐浪太守刘茂为此事愤怒的消息传到百济时,臣智便战战兢兢地将所劫掠到的人口交还郡府,以免遭受到灭顶之灾。一方面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回了人质,另一方面乐浪太守可能也考虑到高句丽、濊貊等存在的隐患,就没有进一步追究。这场风波便这么于244年底基本结束了。
也可能由于资料记载方面有缺漏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百济方面的情形。事实上,韩人各邦国中未必只有该国采取了不友好的举动,存在其他小国的侵扰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韩人在244年至245年的骚动明显也令带方太守弓遵甚至是朝廷感到了压力。所以,当245年倭国使者难升米再度前来朝贡时,魏廷诏赐了他“黄幢”,并交付带方郡派郡使前往倭国假授。这次授予带有军事性质的“黄幢”极有可能就是希望倭人能够在南方牵制韩人,这说明魏国此刻已经有了更为深远的打算。不过,现在弓遵仍有其他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带方郡使并没有立刻奔赴倭地完成使命。
由于前番大战并没有捉拿到高句丽的东川王,经过九个月休整的毋丘俭大军于正始七年(公元246年)2月再次出击,目标直指丸都。因为不久前刚遭受重创,位宫很快便退却,魏军又轻易取得胜利。5月,毋丘俭又会同刘茂、弓遵讨伐了濊貊,也获得大胜,各濊人城邑彻底归降,之后如同魏国百姓般地向乐浪、带方“军征赋调,供给役使。”
魏军正始七年上半年的这第二次征伐还有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全面震慑不安分的韩人。与濊貊曾有勾结的韩人大多惧怕株连,随着濊人的彻底失败而纷纷向魏国表示臣服。于是在《三国志》《魏志》第四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貊,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那奚国并不在《韩传》所列的七十八个韩人国家中,或许是不同记录者按照发音所比对的汉字不同,或许是另有其国。不过,这么多的韩人邦国投降无疑是令人喜悦的,表明魏国在半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甚至有学者将那奚国比定在半岛东南部邻近倭人地域的地方,如果是那样的话魏国所能控制的区域就更令人震惊了
然而,记载中明确这数十国是以那奚国为首的,其中并没有辰王所都的目支国。所以,这次臣服明显不是辰国邦联的行为,只是邦联部分成员私下联结的非法行径。魏国接受他们的投诚当然是对目支辰王在韩人中权威的无视,不论魏廷的目的是故意暗示还是疏忽大意,都已经构成了对辰王的侵犯。而那奚等数十国的背叛也令辰王无比恼火,他们不但私下结成邦联内的小同盟,还公然越过自己向他国效忠。因此,连带先前的百济袭击乐浪事件及魏廷诏赐难升米黄幢事件一同考虑,当事态发展到这步田地时,魏韩之间爆发战争已经顺理成章。万事俱备的魏国与盛怒之下的韩国都已经只需要一个形式上的借口而已了,而公孙氏余孽们希望魏韩开战的目的也即将达成,只不过此时开战究竟是有利于他们的复国运动还是将断送他们最后的希望难以预料罢了。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称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称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中朝边界鸭绿江,10月25日发动突袭。
联军并未料到中国会在未对联合国宣战的情况下出兵,而且此前前方的联军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军队已经跨过鸭绿江的情报。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告捷结束,中方宣称歼灭了3万5千名联合国军士兵。
虽然第一次战役惨败,麦克阿瑟依然坚持中国出兵只是象征性的,但同时他也承认“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因此建议应该大规模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但是美国杜鲁门政府显然意识到在二战刚刚结束后就立即与中国作战将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认为应该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中国的参战,令杜鲁门政府再度改变政策,称朝鲜半岛的统一可以“日后再谈判”,显然抛弃了之前要一鼓作气统一朝鲜的策略。
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了对清川江以北中朝军队的进攻,并宣称要让美军士兵“回家过圣诞节”。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示形于敌,诱敌军进入战役发起线后于11月25日发动第二次战役,在西线战场使用志愿军第38军、42军从左翼突击美军第8集团军纵深。美韩军被迫全线突围南撤至三八线,12月5日弃守平壤。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占领。
杜鲁门政府的另一个心患竟是自己的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了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不顾政治目标,而仅仅追求军事上的利益,这种行为其实会使任何一场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而这在核武时代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麦克阿瑟提出过多次针对中国的攻击,如大规模轰炸中国东北、动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以及邀请蒋介石军队参战等,都一一被杜鲁门驳回。4月11日,杜鲁门最终决定免除麦克阿瑟的最高司令官职务,由李奇微将军接任。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是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样知悉的,麦克阿瑟认为这是杜鲁门对他的羞辱。
此时的美国已经发现自己陷入朝鲜半岛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自己被迫在一个陌生的战场打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为了扭转不利的战争形势,赢得喘息时间以便增强在朝军事力量,不得不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同朝中方面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国并不甘愿放弃侵略野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制造借口拖延和破坏谈判;另一方面不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近半数的兵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企图用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等各种军事手段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但是美国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在朝中两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彻底失败了。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但是,这次战役由于发起时间提前,准备比较仓促,战役歼敌目标企图过大,进攻纵深过远,志愿军损失较大,已方伤亡和失踪8.5万余人,因而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此后,作战双方转入战略对峙。
1953年7月双方签署停火协议,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直到52年后的今天,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
中朝:朝鲜战争中,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近几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却始终拒之门外。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了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使人们对此间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来苏联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日-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美国不进行干预和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表示支持。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大家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会谈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朝鲜暂不考虑请中国援助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
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并与之讨论战争形势。毛泽东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战局变化迫使金日成向中国紧急求助
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登陆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
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
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
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个中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双方。
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中朝首次会谈只谈军队配合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
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两军统一指挥作战提上议事日程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劳动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使“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
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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